陳寶瑩：中年女工在「新經濟」底下的就業情況及工作待遇
近期中年女工從雇主口中聽得最多的一句話，便是「你唔做，大把人等住做」。雇主即使口中不說，一舉一動處處都讓你明白自已在勞動市場的位置。在雇主心中，她們是一群沒有技術、隨時可以取代、用完即棄的廉價勞工。如果目前主流社會所描繪的經濟前景是講求資訊科技、創意和國際化的所謂曼克頓模式，中年女工和她們的工作似乎是這一幅藍圖的反面：缺乏技術、不懂電腦外文、操作著重複單調的體力勞動工作。
若以最簡單的詞句去形容目前中年女工的就業處境，那就是：平、散、彈和低。「平」是工資平；「散」是工作模式不穩定，兼職和散工化嚴重；「彈」不單是工作時間彈性，工作也是彈性，隨時在就業、半失業和失業這三種身分中游移；「低」則是在工作間中身分永遠是最低級的一個。如果像自由經濟主義者，用人力資源（human capital）的角度去考察她們種種不足之處（包括學歷、年資等），很自然地會得出坊間流行的看法：這一群四、五十歲的中年女工，完全不符合知識型經濟的需要，注定要被淘汱。
但是，正如一個清潔女工說：「你以為倒樓好容易，你自己做 睇下！」[編按]或者像她們常常問：「為甚麼我們除了做清潔、鐘點女傭之外沒有其他選擇！」更或是再進一步去問：「為甚麼凡是女人做的工作，人工都很低呢？」這些問題，不能以純粹技術性的市場供求關係來回答，而是涉及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正如女性主義者早已指出：勞動市場、技能和職業並不是一個中性的詞彙，而是帶著社會、文化（包括性別、階級和種族）偏見的銘印。文首所轉述老闆那一番話，說話者固然涼薄，但是，那只是老闆在不愁請不到工人時的一句老實話。女工「行頭窄」（工種少）、人工低、隨時可以替換的性質，在目前經濟放緩、人浮於事的年頭，固然迫切地浮現出來；即使在工業蓬勃的八十年代其實並無本質上的改變。
要了解女工的就業處境，必須將她們放在所處的社會網絡中，以及了解她們在這個網絡何以自處，才能找到一幅較全面的圖畫。
家庭與女性
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分工模式使婦女在勞動市場處於不利位置，這論述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是，既說是傳統觀念為何可以不斷有生命力地延續下去？又為甚麼不少女性又甘心樂意呢？「家庭經濟策略」（family economic strategy）1這一個概念，較能提供一個立體和動態的視覺去考察女工的就業處境。這概念把女工放在她所處的家庭、家庭與工作場所的關係，以及承載這些社會單位的大社會中。簡言之，就是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勞動市場提供的機會和雇主的僱傭和管理策略；三者的互動關係決定了女工的就業情況。
任何一個家庭為了延續下去，都必須完成兩個基本要求：對外去獲得家庭存活下去的經費，對內完成家務勞動及照顧家人的責任。每一個家庭都根據自身的條件去制訂適合自己的「家庭經濟策略」2。但是，這並不是一個純自由意志的選擇，而是隨個體家庭所處的社會（國家與家庭的分工）、經濟及文化（性別分工及家庭中的權力關係）的不同而決定。以香港這一個標榜自由經濟，政府實行不干預政策的社會，家庭必須以自力去完成上述的兩個基本責任，而不能奢望政府幫一把。在一個傳統性別分工根深蒂固的社會，便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
家庭經濟策略這概念一方面揭示了家庭內部存在著權力、利益和資源分配的關係，提醒我們不能忽視個別成員不同的利益和他們之間的矛盾。例如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下，無論女性的主觀意願如何，她們的責任便是要「主內」，照顧子女完成家務。
但是，家庭經濟策略也指出，矛盾時同時也帶出家庭內部的互存關係，當家庭中的分工是以整體家庭福祉來論述時，男女在主觀感受上並不必然存在對立情緒。特別是工人階級家庭，所謂家庭經濟策略其實只是求存策略，大家一起捱之下，婦女並不是純然的受害人。例如她們「主內」的位置使她們在失業時相比失業的男性承受較少的心理壓力；不少研究也指出，對於工人階級婦女而言，她們在勞動市場所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單調重複、地位不高的工作，並不能對她們個人自信有任何裨益；她們將工作只視作搵食工具，令她們在經濟上對家庭，特別是對子女有所貢獻。故此中年女性無論出外工作或是留守家中，答案大多同樣是為了子女。在家庭權力分配上，女性也並不必然是被支配者，事實上，不少丈夫終日為口奔馳，本身對社會或社區資源的認識反不夠妻子多，他們覺得交低「家用」已是完成了自己本份，女性往往是家庭的實際決策者。
所以，除了丈夫是獨斷獨行的家中暴君之外，這種各安其份的家庭經濟策略令不少婦女在主觀感受上，並不覺得自己在家中地位低於丈夫。往往直到這種「各安其份」的平衡一旦失去，例如丈夫包二奶、或者喪夫離婚等情況，她們需要獨力承擔家庭時，才深切感受到傳統的家庭經濟策略令女性處於不利的位置。
父權制度與勞動市場
女性在家庭經濟策略中「主內」的位置使她們在勞動市場上帶著邊緣和暫時性的印記。資本主義發展不是處於一個抽象的空間，而是結合著所在地的社會文化環境。不少女性主義學者研究父權制度如何與資本主義結合時，發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不但未如恩格思所論斷般，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化生產會自動地衝擊父權制度，將婦女帶向平等。相反，資本主義利用父權制度去將女工變為一群邊緣性質的產業後備軍。
香港的情況與其他國家的發展基本相似。大規模女性參與有酬勞動是由未婚年輕少女入廠工作開始。Salaff（1981）在七十年代對香港未婚女工研究，充分反映了當時父權主義色彩濃厚的家庭經濟策略，當一家之主（父親）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而母親要照顧幼小子女，小學畢業的女兒便要成為家庭經濟的輔助者。她們工作只是為了整體家庭利益去賺取工資，而不是像她們的弟兄一般，父母替他們選擇第一份工作時需要考慮他們將來的事業前途。女工從一開始便帶著輔助、短暫和為了家庭的性質。她們是輔助性，因為經濟支柱「正常」是由男性負擔，她們是短暫性，因為出外從事有酬勞動只是女性婚前（特別是做母親之前）這過渡階段的短暫工作，之後，她們應專注以照顧家庭為重。最後，為了家庭更是女性出外工作唯一「合情合理」的藉口。故此女性就業率，在十多二十歲時上升，三十歲開始下降，至四十多歲待子女成長後才遂漸回升。
女工這種被視為輔助性、短暫性、以家庭為重的性質，使她們被放在勞動市場的次等和邊緣的位置，更鞏固了在家庭經濟策略中女性「主內」的角式。
管理策略與性別
資本家利用父權制度的性別分工特點和意識形識，從僱傭策略和管理策略上去盡加利用。目前，在減低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力的幌子下，工作零散化、外判化已成為資本家的僱傭策略，特別是一些所謂非核心的工序。但是，這並不表示資本家已減少了對女工的需求，而只是資本家的僱傭策略已經是國際化、跨境化。資本家需要的是其他地區更廉價的少女勞動力。不能跨境，以本地服務為主的行業，資本家便以零散化或外判去降低成本。
在文首雇主之毫無顧忌地對女工說刻薄話，是因為愈來愈多婦女需要一份工作，丈夫已不可能獨力承擔家庭經濟。將女性工作視作「賺錢買花帶」固然是對女性的偏見，但是，女性不是主要的家庭經濟支柱卻可以令女工面對雇主時有多一點權力。找工作的女工可以奢言一句：「人工咁少，我唔做，寧願慳點算了。」女工面對雇主無理要求時也可以多一點聲勢︰「大不了回家湊仔。」現在，不單可以全職工作的婦女需要工作，連仍要照顧子女的婦女也希望找份兼職幫補家計。
工作零散化和兼職化這種僱傭策略與中年女工的特點有密切關係。工作零散化，使更多需要兼顧家庭的女性投入勞動市場；彈性的工作時間，使女工連休息用膳的時間也被剝奪。以屋尸清潔女工為例，一份月薪三千多元的八小時工作，工作分為兩節，中間有二至四小時的空間，沒有休息午膳時間。即使是目前的就業環境，亦很難令中年男性去屈就，因為男性會將工資計上交通及午膳的費用，三千元一個月根本不可能生存。但是，一份在家居附近的工作，從女性的角度卻是省去午膳及交通的花費（她們沒有計算自己做午膳的工作時間，因為本來已是無償勞動），更可方便照顧家庭，表面上好像各得其所，實際上是資本家利用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去剝削女性。
從管理策略上，資本家也充份利用傳統的性別分工特點。李靜君（1998）在她對港深兩地的女工研究中，發覺管理策略是結合了當地文化及性別角色的特點。例如管理香港中年女工，管理方法是根據這群「師奶女工」有工作經驗，有家庭負擔的特點，給予女工更大的自主性和彈性。這種管理手法在實行件工制的製衣行業更是普遍，特別是八十年代工業蓬勃時，只要不是趕貨，女工的工作時間可以很彈性，方便女工接送子女。在小型工廠，放假的子女隨母上班並不是很稀奇的事。因此女工會覺得過去的雇主更有人情味。這種管理策略的從意識到實踐都連繫著「家庭主義」（familialism）的色彩，更強化女工與家庭的緊密關係，表面上好像方便了女工，事實上女工卻要為此付出代價。她們更理所當然地被視作不穩定（時常請假）、不投入工作（以家庭為重）的次等勞工。而且，這種彈性管理策略是有它的特殊背景，當年輕少女已不再投入製造業，資本家只有師奶女工可以選擇，自然要去適應這些女工的特點了。
現在，雇主當然不需要在管理策略上去「遷就」女工。但是，利用性別分工的特點並沒有改變。不少女性為主的工作例如清潔、家務助理等是常常強調「做妥就走」、「沒人投訢就算」。表面上給予女工很大的自主性和彈性，其實，正如過去製造業的件工制度一樣，是令女工自動地去增加勞動強度，主動去減少工作時間。一個本該四小時完成的工作，女工為了早點回家，三小時超額完成，這樣，低薪也看似合理了。
當我們討論女工的就業處境時，如果不將中年女工放在家庭、工作間及勞動市場所建構的社會網絡中，便很容易像一些人認為做兼職是女人自願，或者覺得女性甘心被傳統思想所蒙蔽的，被社會結構所左右的被動者，而看不到社會中現存的意識、規範和實踐都預設了道路，讓女性「自然而然」選擇為家庭和子女犧牲，成為勞動市場的邊緣工人。
參考書目：
Lee, Ching Kwan (李靜君)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Lui, T. L.（呂大樂）Wage Work at Home. Hong Kong: Avebury （1994）.
Salaff, Janet W. Working Daughters in the
註：
1 由八十年代開始，研究家庭及女性的社會學者開始利用「家庭經濟策略」的概念，去找出決定家庭分工及權力分配背後各種因素的動態關係。這種分析嘗試避免結構主義者將家庭視作完全由宏觀因素影響的被動角色，也避免將家庭關係視作完全由個人自由意志和選擇去建構出來。
2 家庭經濟策略雖然用策略這詞彙，但並不表示策略是用工具理性的分析方法，考慮各種因果關係下的產物。本文作者認同呂大樂（1994）在他對外發工的研究時指出，婦女做外發工其實是近於街坊智慧（folk wisdom）多於深思熟慮的分析，即是從生活經驗及現成機會等因素去決定。在八十年代，對於留在家中的婦女而言，做外發工是「自然而然」的選擇。正如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留在家中照顧子女，對許多人來說是「自然而然」的分工一樣。
編按：
「倒樓」即由大廈頂層至地下收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