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話：立法方式不二法門
當然，每個行業都有其特定的工資水平，這取決於市場對某項工種的供求情況及工會的議價能力。而最低工資的作用，絕非要為各行各業釐訂工資水平，而是要保護議價能力最薄弱的勞工，領取工資本已高於此標準的僱員不會受到影響。
但執行最低工資真的不用立法嗎？幾年前，政府已頒佈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須跟從（非技術）外判工人工資指引，即以薪金不可低於市場平均工資作為標準，但至今未見任何私人機構仿傚。領匯上市後不久，更欲向旗下停車場的保安及清潔工埋手，取消原有之外判指引規定及大幅裁減人手。以政府作為大股東的領匯尚且如此，要其他以利潤掛帥的企業財團自行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恐怕只是一廂情願、不切實際。
目前，最低工資在國外雖有不同的實施方式，但不論以何種方式釐定，共通點是以立法形式強制執行。早前特區政府及商界代表欲推動以｢社會約章｣鼓勵企業財團自行訂立最低工資，便完全扭曲了此項保障的原意。粗略而言，國外實施最低工資的方式可分為以下三種：工種性、行業性及全國性：
工種性：保障範圍集中於某些工種，例如英國早於上世紀初便設立由勞資雙方及獨立人士設立的｢工資委員會｣，為一些低薪工種設立最低工資。香港亦於1940年通過類似的《行業委員會條例》，但立法至今從未執行，形同虛設。
行業性：保障範圍集中於某些行業，例如韓國於1988年設立最低工資，但只適用於聘用10人以上的製造業企業，至1989年擴展至採礦、製造及建造業等不同行業。
全國性：保障範圍適用於各行各業，劃一最低工資的水平，例如美國、西班牙、法國、荷蘭均是最早實施全國性最低工資的國家。
不過，若綜合各國實施最低工資法的經驗，我們發現全國性最低工資才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例如英國雖於早年已實行工種性最低工資，但於1999年工黨上台以後正式通過了全國性的最低工資法例;而韓國的行業性最低工資法例，至今亦已在全國劃一推行。這種發展其實與最低工資背後的理念相符合。因為，最低工資作為最起碼的收入保障，若低於此一水平根本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所需，任何行業或工種聘請員工自然也不應低於此一水平。
舉例而言，假如我們只針對保安及清潔兩個行業實施最低工資，那麼受僱於中式飲食業的洗碗工及快餐業的雜工即使人工極低，也不會得到法例的保障。簡言之，不論是受僱於保安、清潔、飲食、速遞或零售業的低收入工人，都應該毫無例外地獲得此項保障。